愤怒背后的后见之明

 连续几天被刷屏，第一天的关键词是“甩锅”，第二天的关键词是“双黄莲”，朋友圈铺天盖地的愤怒中，感觉有必要谈谈一个很重要的社会心理现象，叫做“后见之明”（hindsight bias）。

  每年社会心理学第一节课，修课的同学们都会选一些相互矛盾的表述（比如“旁观者越多，得到帮助的可能性越小”和“旁观者越多，得到帮助的可能性越大”），在校园里对路遇的同学出示任意一方的表述并告诉他们这是心理学家新近研究得到的结论，请路遇的同学判断他/她们是否以前就知道这种说法是正确的。

  猜猜怎么样，听到矛盾表述任意一方的同学都会有70%-90%的人认为自己早就知道这种观点是正确的。这怎么可能？互相矛盾的两个观点的支持者相加远远超过了100%？ 

 超出100%的那部分要如何解释？除了中国人擅长的中庸之道之外，可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自以为是的我们。。。。。。后见之明了。

     社会心理学家常常面临的困局是读者看到我们的研究结果时往往会说：“我早就知道是这样，这还用你们研究？？”

      这又不仅仅是社会心理学家才会面临的困局。想想你的成长历程，每每想尝试做一些冒险的事的时候，父母都会发出警告，如果你冒险成功，父母笑笑说你运气很好，如果冒险失败，父母大概率是要冷冷地说句“你看，早就告诉你不行了吧？！”

     那么后见之明与两天来刷屏的对所谓“甩锅”和“双黄莲”的愤怒有什么关系呢？首先得说说愤怒从何而来。“什么？一早就知道有人传染人的可能性，竟然隐瞒？！”“什么？明明还没有搞清双黄莲到底有用没用就发个不靠谱的消息忽悠公众？”

     不知大家是否发现，这两个事件刚好走了两个极端，前者在看到了可能性的时候没有果断采取行动，后者则在证据尚不完善的时候就急于公布结果。虽然走了两个极端，却都激起了公众的愤怒。作为公众的我们，在事件发生之后的某个时间点，抱怨说在信息如此清晰的情况下别人竟然做出了如此愚蠢的决策。可是，决策之前决策者获得的信息真的清晰明了吗？这里是否可能存在后见之明呢？

     像很多科学研究的成果一样，这两个研究成果都是建立在概率的基础上，即使发表论文，研究者也只能谨慎地解释说有人传人的可能性或者可能对病毒有抑制作用。鉴于目前的形势，任何人都没有百分百的把握说这些结论完全正确。在人传人还只是一种可能性的时候，我们公布这一结果也有两种可能性，第一，最终证明人传人为真，及时披露结果，避免疫情扩散；第二，最终证明人传人为假，我们因为虚惊而封闭了城市造成重大损失。

      在双黄莲还只是一种可能性的时候，我们公布这一结果也有两种可能性，第一，双黄莲真的能够治疗新冠肺炎，及时披露信息所有人受益疫情得到缓解；第二，双黄莲不能真的治疗新冠肺炎，急于发布消息引起市场波动抢购人群聚集反而帮助了病毒的传播。

      在这种情况下你会怎么选择？说还是不说？对决策者来说，无论说与不说，都是艰难的抉择。然而第三者在事后看来却总觉得正确答案不言自明，觉得理所当然应该能做出正确的决策。错误的决策就这样引起了公众的愤怒。

      需要说明的是，建立在无视事实玩忽职守基础上的错误决策是应该与建立在信息不清晰基础上的决策错误区分开来的。玩忽职守导致恶劣后果应该受到严厉的惩罚，但是在资讯有限时竭尽全力却仍然做出错误决策，真的就这么十恶不赦吗？

      社会心理的奇妙之处在于每个人都很难独善其身不受这些心理现象的影响，也在于一旦我们知道了一种社会心理现象的存在，我们作为高级智慧生物的本能会提醒我们调整自己的心态行为，于是我们又会具有不一样的社会心理准备状态。

      危机之下，时常提醒自己是容易犯错的个体，提醒自己我们会受后见之明的影响错误判断别人决策的合理性。虽然我们只是有限理性的生物，也别让愤怒冲昏了头脑，愤怒这件事，伤害自己，伤害他人，也伤害这个正在经历危机的国家。理性虽然有限，还是要充分利用起来。玩忽职守和哗众取宠如果真的存在也必定会受到惩罚，迟早而已。

作者简介

     雍琳，西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香港大学教育心理学博士，甘肃省心理学会会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心理学和人因与工程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