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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不用再说服家人戴口罩时

更新时间:2020-2-9 10:34:25


      这个魔幻的春节已经快要结束了。在家宅居的间隙,观察一下萧瑟的马路,戴着口罩匆忙行走的路人。再看看家中的中老年人:“相亲相爱”微信群里,已经充斥着各种小视频(虽然封面和标题仍然亮眼),内容确是关于如何正确戴口罩,怎么居家消毒;中老年人的真友谊也体现在分享哪里能买到消毒水,哪里能购到75°酒精;当你试探着准备出门去楼道放放风的时候,凌厉的制止目光将伴随着魔音一同扑面而来。你不禁在心里笑了起来,呵呵,10天以前,我是如何声泪俱下好说歹说,劝阻恐吓地让你们戴口罩,少出门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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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天的时间,家长还是那个家长,但口罩已经不是原来的口罩了。如果我们仔细地回顾一下,就会发现,这种态度的骤然变化,到底是如何发生的。

      一个普遍的答案是,事实摆在眼前。截至2月7日,全国确诊病例31260,疑似病例26359。铺天盖地,全国都是疫情和疫情周边相关的事件。在密集的信息面前,每个人都知道了形式的严峻和自己行为的影响。如果我们从更加微观的角度来理解,对于某一个家庭,对于某一个家庭中的某一个成员,如果Ta的态度在这10天发生过改变,是什么时候,又是怎样发生的呢?

       心理学关于态度的经典理论对于态度的改变进行了一些解释:


       费斯廷格(1957)说,不开心让我改变态度。

      具体而言,如果一位对戴口罩嗤之以鼻的老妈,在发现自己最喜欢的新闻主播也推荐了戴着口罩才最安全,但是在新闻开始的10分钟之前,刚刚才大战了除了劝爸妈戴口罩,在家什么忙也帮不上的儿子,此时,老妈的心里就会出现矛盾,也就是所谓的失调;失调让人不快乐,为了快乐,我们必须解决失调,怎么办?改变认知:带口罩是合理的,并且在行动上戴口罩;或者,改变喜欢的主播:只有那些不提口罩的主播才是好主播。


      谢利夫和霍兰德(1961)说,不知道让我改变态度。

     具体而言,上文这位母亲虽然更换了自己top1主播的排名,但是心里也有了些质疑。这个肺炎真的会这么严重吗?戴口罩和少出门为什么就能让我免于这个疾病呢?如果不幸患病,用什么样的手段来治疗呢?这些知识盲点让这位母亲发出了灵魂的拷问。当她和几位跳广场舞的姐妹们互通信息之后,再阅读了一些公众号的文章,回想起2003年的非典,也能改变自己的态度,戴上口罩(顺带将原先的top1主播复位)。当然,这是因为,对于当前的情景,处于态度不明朗区间。如果另一个假设,这位母亲在接受这些戴口罩的正面信息之前,得到了另外一些消息(可防可控,没有人传人证据)等,即戴口罩信息位于认知的拒绝区域,那么,这位母亲将继续拒绝口罩。


      霍夫兰德(1959):只管去说服吧。

     具体而言,首先要选对说服者:老妈虽然抛弃了最喜欢的主播,也不相信最疼爱的儿子,那还有很靠谱的老爸,能彼此支持的兄弟姐妹,以及一起娱乐的小姐妹,除了现实中的人群之外,互联网和媒体的发展,让信息的传播更加容易,合宜的说服者应该具有专家身份,社会身份,为人可靠(钟南山院士也提醒大众,人传人是存在的);此外,以恐惧情绪作为附加信息的宣传可能更加有用,例如之前有记者报告了2003非典幸存者的现状,内容足以让人产生恐惧的情绪,再联想告知这种情况在没有口罩保护的聚集人群中很容易发生,就能产生很好的效果。


     至此,也许这个母亲终于意识到口罩的重要性。当然,如果到这里仍然一意孤行,那也不要紧,我们会发现,如果一个没有戴口罩的人出门之后举步维艰。这是社会制度的规范,当没有口罩就无法进入超市菜场,这位母亲只能屈从而戴起口罩,行为的变化也会导致态度的变化(我戴口罩不是因为菜市场保安必须让我戴,而是我觉得,戴起口罩也挺好。)

     当然,如果回顾这个慌乱而魔幻的春节,我们会发现很多。老妈对口罩的态度发生了改变,你对于宅家的态度是不是也有了改变呢?


 注: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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