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不用再说服家人戴口罩时

      这个魔幻的春节已经快要结束了。在家宅居的间隙，观察一下萧瑟的马路，戴着口罩匆忙行走的路人。再看看家中的中老年人：“相亲相爱”微信群里，已经充斥着各种小视频（虽然封面和标题仍然亮眼），内容确是关于如何正确戴口罩，怎么居家消毒；中老年人的真友谊也体现在分享哪里能买到消毒水，哪里能购到75°酒精；当你试探着准备出门去楼道放放风的时候，凌厉的制止目光将伴随着魔音一同扑面而来。你不禁在心里笑了起来，呵呵，10天以前，我是如何声泪俱下好说歹说，劝阻恐吓地让你们戴口罩，少出门的呢。

      10天的时间，家长还是那个家长，但口罩已经不是原来的口罩了。如果我们仔细地回顾一下，就会发现，这种态度的骤然变化，到底是如何发生的。

      一个普遍的答案是，事实摆在眼前。截至2月7日，全国确诊病例31260，疑似病例26359。铺天盖地，全国都是疫情和疫情周边相关的事件。在密集的信息面前，每个人都知道了形式的严峻和自己行为的影响。如果我们从更加微观的角度来理解，对于某一个家庭，对于某一个家庭中的某一个成员，如果Ta的态度在这10天发生过改变，是什么时候，又是怎样发生的呢？

       心理学关于态度的经典理论对于态度的改变进行了一些解释：

       费斯廷格（1957）说，不开心让我改变态度。

      具体而言，如果一位对戴口罩嗤之以鼻的老妈，在发现自己最喜欢的新闻主播也推荐了戴着口罩才最安全，但是在新闻开始的10分钟之前，刚刚才大战了除了劝爸妈戴口罩，在家什么忙也帮不上的儿子，此时，老妈的心里就会出现矛盾，也就是所谓的失调；失调让人不快乐，为了快乐，我们必须解决失调，怎么办？改变认知：带口罩是合理的，并且在行动上戴口罩；或者，改变喜欢的主播：只有那些不提口罩的主播才是好主播。

      谢利夫和霍兰德（1961）说，不知道让我改变态度。

     具体而言，上文这位母亲虽然更换了自己top1主播的排名，但是心里也有了些质疑。这个肺炎真的会这么严重吗？戴口罩和少出门为什么就能让我免于这个疾病呢？如果不幸患病，用什么样的手段来治疗呢？这些知识盲点让这位母亲发出了灵魂的拷问。当她和几位跳广场舞的姐妹们互通信息之后，再阅读了一些公众号的文章，回想起2003年的非典，也能改变自己的态度，戴上口罩（顺带将原先的top1主播复位）。当然，这是因为，对于当前的情景，处于态度不明朗区间。如果另一个假设，这位母亲在接受这些戴口罩的正面信息之前，得到了另外一些消息（可防可控，没有人传人证据）等，即戴口罩信息位于认知的拒绝区域，那么，这位母亲将继续拒绝口罩。

      霍夫兰德（1959）：只管去说服吧。

     具体而言，首先要选对说服者：老妈虽然抛弃了最喜欢的主播，也不相信最疼爱的儿子，那还有很靠谱的老爸，能彼此支持的兄弟姐妹，以及一起娱乐的小姐妹，除了现实中的人群之外，互联网和媒体的发展，让信息的传播更加容易，合宜的说服者应该具有专家身份，社会身份，为人可靠（钟南山院士也提醒大众，人传人是存在的）；此外，以恐惧情绪作为附加信息的宣传可能更加有用，例如之前有记者报告了2003非典幸存者的现状，内容足以让人产生恐惧的情绪，再联想告知这种情况在没有口罩保护的聚集人群中很容易发生，就能产生很好的效果。

     至此，也许这个母亲终于意识到口罩的重要性。当然，如果到这里仍然一意孤行，那也不要紧，我们会发现，如果一个没有戴口罩的人出门之后举步维艰。这是社会制度的规范，当没有口罩就无法进入超市菜场，这位母亲只能屈从而戴起口罩，行为的变化也会导致态度的变化（我戴口罩不是因为菜市场保安必须让我戴，而是我觉得，戴起口罩也挺好。）

     当然，如果回顾这个慌乱而魔幻的春节，我们会发现很多。老妈对口罩的态度发生了改变，你对于宅家的态度是不是也有了改变呢？

 注：图片来源于网络